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，她们说不必，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，请我谅解，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。
辗转到二楼，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。三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。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售“以色列钻石”，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，连条裤子都买不起。一周前我的老板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，感动得我真想哭。
终于可以登机了。这次的飞机更小，只有七个座位。两个飞行员、两个安全警察和三个乘客，只有我们七个人。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，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，他帮我关上门，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，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，“摔下去可是地中海。”
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，上下抖动，向地中海上空飞去，左转弯的时候，左翼朝地，右翼向天，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，紧张得不行，生怕小门禁不住我的分量把我漏出去。我的座位椅背已经断了，没有上半截，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，绑附在破座椅上。看着烟波浩淼的地中海，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，可由于太疲倦，没过多久已酣然人梦，千奇百怪地与巴顿将军喝起啤酒。
醒来时，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，机场上风很大，夹有小雨，小飞机像只雨打的耗子似的钻到候机楼旁。我们还未站稳，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，注视着我们三个乘客的一举一动。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，命令我脱去上衣，仔细检查随身的各种物品，用枪托轻敲我防弹背心上的钢板，怀疑藏有海洛因，使我油然产生我是黑手党教父的错觉。
海关给我两周签证。
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。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，我说我睡着了，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，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
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，吃得我胃直疼，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。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，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。由于《人民日报》登了我的“尊容”，他们都想看一眼我。这是《人民日报》头一次“吹捧”一个新华社记者，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牺牲的活物。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对报上头顶钢盔、手捏莱卡的“鸭子”肃然起敬。
很困，很累。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。
——麦克阿瑟
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，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。整整两个月前，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、北大校友老郑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。今天，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。而仅在三天前，包括CNN彼得·阿内特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，前途吉凶未卜，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，我特兴奋。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，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，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，远远地跑在前头。我坐第二辆车，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，一路并不感到寂寞。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，最后一辆是20吨奔驰卡车殿后，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400箱矿泉水。
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，安曼至鲁威谢德高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，这段路长292公里，我已跑过两趟，今天是第三次。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，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，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，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，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。
中午10点，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，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。再穿过78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。公路上，十几辆40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，车身上挂着整幅白布，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，曹武官说写的是“阿拉伯运输协会”，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。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，车身上画有红十字。我过去一问，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，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。边防站外，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，连小轿车的顶上也堆满了粮食和汽油，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。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，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，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，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，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90倍。
（七）
